红山文化观后感300字 第1篇
由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先民的生产能力低下，对生活劳动中遇到的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判断意识。对于各种灾害无任何抵御能力，甚至任其灾害横行肆虐。认为一切灾害都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世间一切动物、植物、山、水、树、石都有生命，都是上天派往人世间来的“神”。人死之后可以转世再生，阴魂不灭。因此对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思想，随之即产生了各种信仰、崇拜的原始宗教行为。如：发生山火即崇拜“火神”；出现山体滑坡（山崩）时即崇拜“山神”；洪水泛滥时即祈祷“水神”、“河神”。农业欠收时即崇拜“地母”，有时还要在播种时“杀牲祭地”，丰收年景也要举行祭祀来崇拜“天公地母”以示庆祝。凡是能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动物、植物都存在“灵魂”，都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原始先民都把它们视为“神灵”并加以崇拜。对于部落成员的生死存亡，从母祖怀孕、婴儿降生、患病、死亡、埋藏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崇拜活动。
在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中，除了供奉食物、野果、猎物外，还有彩绘、陶器、泥塑、石器和玉器。当时人们认为玉器具有至高无上的通神功能，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去跋山涉水，寻找“石之美者”。用漫长的时间、极精的工艺、虔诚地精雕细刻着先民们心目中所敬畏的各种“神灵”崇拜物，在各种大型祭祀活动中掌管神权的巫士利用祭祀玉器与天地沟通，崇拜活动礼仪完毕后，由部落的神职人员亲手将各种供品有的投入洪水中，有的深埋入大山脚下，山丘顶峰。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有机食物类供品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河水中与埋入山上、地下的玉质供品依然存在，但由于长年的自然变迁和雨水的冲蚀，大部分都被冲入地貌峡谷、河道和沿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沙土中。在茫茫大自然中无从寻觅，唯命有玉缘之人方可偶得。关于考古发现的红山古墓陪葬玉器，时至五千年后的今日是极其少见的。最让人遗憾的是边远山区文化落后，广大农、牧民对史前遗物一无所知，既使在劳动中拾到，也不知为何物，或毁或弃。只有少数有文化懂历史的人才将其收藏，世代相传，流传至今。
在当今八十年代以前的古玉研究书籍中也找不到“红山文化古玉”的字样。直到1981年红山文化古玉才被正式公布，它是史前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一直被埋没了五千多年。当时，红山文化时期的部落数以万计，每年定期(原始宗教历法)和不定期(自然变化、族人生死)的祭祀活动，数以千计。可想而知祭祀用古玉制品数量之大，但那必定是五千年前的史实。而今，偶得一件红山古玉精品仍是古玉中的稀世之珍，因为它是尚无金属工具时代的史前玉雕艺术作品，弥足珍贵。有资料显示，80年代国内外红山古玉真品不超过三百件。据本人粗略调查，目前国内外“红山古玉典型器”真品存世数量估计在一千件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实力雄厚的私人收藏家手中，其次为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珍藏。由于红山文化古玉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均居世界远古艺术之首位，它的发现又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古代艺术领域里获得一块光辉耀眼的“金牌”。所以任何一件典型“红山古玉”艺术精品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它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是华夏儿女的光彩、是炎黄子孙的骄傲。
红山文化观后感300字 第2篇
赤峰西北阴河河谷的三座店
因兴建水利工程，文物部门对大坝所在地的原始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三座店自然村旁的小山上。小山高出地平面几十米，阳坡较缓，阴坡陡峭。登上山顶，遗址一览无余。这是靠在一起的两个村落。周围垒有1米多厚的石墙，村落从山脚下延伸到山顶。围墙之内分布着几十座圆形的石砌房屋遗址，房屋间的小路依稀可辨。
由于遗址上覆盖的土石已基本移走，村落中随手可以捡到数千年前古人类留下的碎陶片和损坏的石器工具。从规模上来看，这是个上万平方米且具有防卫功能的山寨，可供几百人居住。现场负责人告诉我，这个山寨属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的初期。
令我最感兴趣的岩画一上一下，基本位于山寨中心。上面的一幅由许多圆点组成，下面的一幅则是图案化的无轮廓类似人面的形象。按一般理解，上面的一幅应与星象有关，而下面的一幅应是鹗面的变形，这大概与山寨主人的原始图腾崇拜有关。
我在遗址上走了几圈，山寨基本保存完好。如果不是当年的居民匆匆离去，而后又长年无人居住，显然不会留下如此完整的遗址。抬眼远望，类似的村寨遗址几乎布满了阴河两岸的山岗，可见当年原始农业文化的繁荣。我不禁想到，村寨1米多厚的围墙是为了防御谁?当年的居民为何放弃苦心经营的家园而匆匆离去?他们迁走之后，又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哪里?这些千古谜团至今难寻答案。
赤峰西南的克什克腾旗
途中有幸看到了西拉沐伦河，蒙语西拉沐伦意为黄色之河。河两岸都是小山丘，河床很宽，水浅流急，浊浪翻滚。可以想象，在几千年前这条河应是水量充沛的大河。就是这条母亲河，养育了灿烂的红山文化。由于一时激动，竟忘了拍照，成为此行的一大憾事。
由于向导路线不熟，岩画遗址没能找到。我决定继续前行，借机到内蒙古与河北交界的草原地带去看一看。对这里的美景我早有所闻。越靠近河北，景色越佳。成片的白桦林生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蓝天白云之下，野花盛开，传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气息。我已有所准备，带上了油画写生工具。驱车在无际的花海中徜徉，选择了一个理想的地点，在没膝的野花丛中痛快地画了一张风景画。
回赤峰的路上司机告诉我，到赤峰必尝一种叫“对夹”的小吃。进了一家正宗的“对夹”店，才知道“对夹”就是现烙的火烧夹熏肉，再配以小米粥或馄饨，的确美味可口。
赤峰东北的翁牛特旗
翁牛特旗的首府叫乌丹。这里是国宝“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地。到了乌丹，照例是先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很小，就在旗文物站的楼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玉龙。陈列的两件玉龙一大一小，形状大的是“中华第一龙”的复制品，其真迹己藏于国家博物馆；形状小的在造型上与形状大的玉龙完全一样，只是玉色较浅。文物站的同志讲，“中华第一龙”多年前为植树时捡到后，曾用绳拴起来作为小孩儿的玩具，1971年玉龙为文物部门收购后，遂成为闻名世界的国宝。
我要看的岩画遗址在乌丹以南，这一带在地图上叫克尔泌沙地。汽车沿公路在沙地中前行，没走多远，公路右侧远远地出现了一片绿洲。下车后踩着细沙向绿洲走去，不久眼前出现了一座十余米高、形似鱼脊的小丘。由花岗石构成的小丘是绿洲的中心，岩画就刻在布满小丘上下的巨大石块上。这里被称为“白庙子岩画遗址”。
多数的岩画因风化而漫漶不清，但仍可分辨出其图形基本上是内蒙古地区常见的所谓鹗面像。这种鹗面像一般没有轮廓，只有两条眉毛、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嘴，颇类鹗的面容。在小丘以西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些造型不同的鹗面像，其中一个图形大刻痕深、类似骷髅的岩画是遗址中最精彩的一幅。一般认为，这种类似人面又非人面的岩画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这类图形是一些符号的组合，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应与原始宗教、原始图腾有关。
以这幅岩画为例，图形最初应该没有这样凹陷，但因制作岩画的族群经常聚到岩画前举行某种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便是用石块沿图形的凹线反复研磨。他们相信用这种方式便可以与图形所代表的神或祖先的灵来对话，以求得护佑。久而久之，岩画被磨得十分光滑，凹线很深。这种类人面像岩画在内蒙古、宁夏大量存在。这也被认为是接触型巫术的产物。
辽宁建平县的牛河梁
这里因发现了女神庙、积石蟓和大型祭坛而著名，成为中国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址群之一。
到了建平后再沿东北至华北的101国道向西南前行，很快就看到了牛河梁。所谓牛河梁是指靠近101国道的几个小山脊。保护站兼文物陈列馆就设在公路旁一个很气派的中式大院中。陈列的文物主要是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玉器和彩陶。其中有一种上下通透的彩陶桶形器，外表画满了连续的几何纹样，这显然不是一件生活器具，应该与原始宗教有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经复原重塑的女神像。这是个表情怪异、盘腿而坐的肥胖的老妇，眼睛里还镶着宝石。
从保护站出来，再沿山脊去女神庙遗址。遗址已回填，规模比我想象得要小。在地面上可清楚地看到一个十字形的建筑遗迹。当年发掘的情况表明，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的建筑，地面上建有木柱支撑的屋顶。室内曾供奉着几尊泥塑，有人的形象也有动物的形象。最大的一尊人形塑像残片说明塑像约3倍于常人大小。整个建筑似乎毁于一场大火，塑像也似被人为破坏。祭坛在女神庙以西另一山脊上，是个很大的四方平台，由此可见当年祭祀活动规模之大。
回到公路边，进入一个有足球场大小的院落，地面上布满了灰白色的石块，这就是被称作“积石塬”的墓葬群。大墓周围环绕着小墓，墓坑一律由石板砌成。地上曾建有石墙、石台等建筑，现已坍塌。乱石荒草之中，绘有黑色纹饰的彩陶碎片随处可见。当年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玉器，有各种动物造型，也有些纹似行云流水的器物。大墓的主人应是部落的男性首领。如今，人们在惊叹这些玉器造型之美的同时，也惊叹古人类对坚硬玉石的高超加工技术。
赤峰市郊的红山
蒙语称之为乌兰哈达，意即红色之山。红山之红在于其山体由红褐色的花岗岩所构成。由于在红山附近发现了多个同一类型的原始文化遗址，所以这种原始文化便以红山命名。
红山文化观后感300字 第3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_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双乳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
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